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金华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一位台湾抗日英烈的名字从历史深处走来，从人们的记忆深处走来。英烈的名字叫李友邦，是当年第一位参加祖国大陆抗战的台籍抗日将领，是众多投身于祖国抗日战争战场的台湾同胞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1939年2月22日，由李友邦在金华创建的台湾义勇队，是惟一的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在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的队伍。

    李友邦，字肇基，祖籍福建同安县兑山村(现属厦门市集美区)，1906年4月生于台湾台北芦洲乡，为芦洲乡望族子弟。当时，台湾正值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幼时的李友邦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罪恶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李友邦早年即怀报国之志，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李友邦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后，加入“台湾文化协会”，积极从事反日宣传。1924年4月，十八岁的李友邦与后来成为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人夜袭台北新起街日警派出所，轰动台湾，被校方开除退学。1924年6月，李友邦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离开台湾，奔赴祖国大陆广东，入学黄埔军校，聆听孙中山演讲，参加中国革命，相信“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在黄埔军校期间，李友邦奔走联络了在广州地区的台籍人士，组建了以“争取台湾摆脱日本统治返归祖国”为宗旨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并动员了一批台湾青年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1925年，李友邦被派到国共两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向台湾同胞宣传大陆革命形势，激励他们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动员了大批热血青年到大陆参加革命。1927年国共分裂后，蒋介石下令解散“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李友邦因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潜赴杭州进行革命活动，遭到迫害，1932年初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浙江陆军监狱。他在狱中与骆耕漠等中共党员朝夕相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李友邦才经黄埔军校同学保释出狱。

    出狱后，李友邦在丽水一带从事抗日活动，并酝酿组织抗日团体，准备发动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38年夏，李友邦在丽水遇见了多年未见的狱中难友骆耕漠，李友邦提及闽北崇安县有不少从台湾流亡回祖籍的同胞可以组织动员起来，骆耕漠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了李友邦的构想。省委决定协助李友邦筹建抗日团体，以“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同时决定协助李友邦将抗日团体设在距前线较近的金华，并派骆耕漠、张毕来(张一之、张启权)到金华帮助李友邦工作。在张毕来的协助下，李友邦首先恢复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对散居大陆各地台胞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解，决定从福建开始动员工作。同年11月，李友邦和张毕来到台胞居住集中的闽北崇安一带发动台湾同胞来浙参加前线抗日工作，受到了台湾同胞的热烈响应。1939年1月，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包括6名儿童。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金华正式建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张毕来任秘书。台湾义勇队队址设在金华城内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号)。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团结当时在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一起直接参加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是台湾同胞第一次有组织地加入祖国的民族抗日行列，成为台湾同胞有组织参加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李友邦在中共浙江省文委主办的刊物《东南战线》第四期上发表的《台湾义勇队之组织及其工作》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台湾义勇队成立的原因以及主要工作。他在文中写到：“台湾的革命与祖国的抗战有着密切的联系，祖国抗战而胜，台湾的革命离成功之路就要缩短一点。因此参加祖国抗战，就是台湾革命的最初步的工作，台湾革命者以及一般的人民，是无时无地不准备献出他们的一切给祖国，以作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打击之用的……组织义勇队，参加祖国抗战是留居祖国各地台胞的一致要求。”而“瓦解敌军和教化俘虏将是义勇队的主要工作。”3月，第二批台胞100余人由崇安到金华。以后，留在崇安的台胞还陆续不断地前往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不断壮大，同时影响亦迅速扩大。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队长兼少年团团长。

    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作为一支特殊的抗日队伍，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立即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其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各尽所能，积极从事生产、情报、策反、宣传、医疗等工作。台湾义勇队利用台湾同胞一般都会日语的优势，从事对敌政治宣传，派队员到各抗战部队去做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分析敌军广播、调查敌占区的政治经济情况、教士兵对日军喊话等工作。台湾义勇队还组织了宣传队——战时工作队，深入前线和抗日部队官兵一起生活战斗，用演讲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讲述亲身经历的亡国之痛，激励官兵奋勇杀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台胞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原来就从事医疗工作，利用这个优势，1939年4月，他们在金华城内酒坊巷18号设立了医疗所，义务救治伤兵，为抗日民众服务。他们还组织野战医疗队上火线执行救护任务，受到了抗日将士的赞扬。因求诊者甚多，1940年7月，他们将医疗所扩建为台湾医院，以后又在兰溪和衢州分别设立台湾医院为军民服务。这些活动得到了广大军民的广泛拥护，一时间“台湾医生”的美名在金华盛传开来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台湾义勇队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其政治上和组织上予以关注和帮助。在金华期间，浙江省委决定在台湾义勇队中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张毕来任支部书记，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直接领导。中共支部的建立，巩固和加强了这一支抗日救亡队伍，同时也是共产党加强对这支队伍政治教育和骨干培训的一个重要措施。1939年春，周恩来视察金华，听取了张毕来关于帮助李友邦建立台湾义勇队的汇报，鼓励李友邦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要做好台胞的组织工作，牢记自己的任务。周恩来的亲切鼓励更加鼓舞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斗志。

    1940年4月，台湾义勇队创办抗日救亡进步刊物《台湾先锋》月刊，积极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深受军民欢迎，被誉为“唤起国魂，驱除蛇豕”的号角。刊址设在金华酒坊巷18号。4月15日，第一期《台湾先锋》出版，创刊号上刊登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官员为《台湾先锋》的题词。李友邦在发刊词里明确了刊物的任务即把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血的斗争史实，呈献于祖国人士之前，并向全世界爱好正义者报道我们的斗争；把台湾义勇队所做的工作向大家报告，得到祖国各界人士“应如何做”的指示。李友邦还在创刊号上撰文，阐述了台湾革命的双重任务即脱离日本殖民者的统治，返归祖国怀抱。

    《台湾先锋》竭力宣传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宣传台湾革命斗争的历史，宣传把抗战进行到底及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革命活动。如张毕来的《台湾杂记》，引经据典，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说明台湾自古属中国。又如李友邦《我们的祖国》一文，文中说到“台湾割后，迄于今日，已四十余年，日寇竭死力以奴化，务使台人忘其祖国，以达永久奴役之目的。但台人眷念祖国之情，实与日俱增，时间愈久，其情弥殷，固未尝一日忘也。此种眷念之情，其隐藏于台人心中者，至深且厚。”反映了台湾同胞虽处于日寇高压下，犹念念不忘祖国，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血浓于水的亲情。《台湾先锋》还报道了台湾义勇队的战斗经历，如战地救护，对敌喊话，开导俘虏，翻译日军文件，募捐钱物支持前线，深入敌后收集情报，以亲历的亡国奴之痛激发官兵斗志等。《台湾先锋》上还频频出现前方将士对台湾义勇队的支持与赞扬，盛赞台湾义勇队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神，《台湾先锋》为宣传抗战、促进台湾人民族意识的高涨、帮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台湾先锋》的传播，东南沿海各省各界人士都知道有个台湾义勇队活跃在前线后方，散居各地的台籍志士也因此纷纷投奔台湾义勇队，加入了抗战建国光复台湾的战斗行列。《台湾先锋》还辗转流传到了港澳及东南亚，华侨也由此知道了台湾义勇队，支持台湾义勇队。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金华沦陷，台湾义勇队撤离金华。台湾义勇队在金3年，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在金华乃至浙江的抗战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在《中共浙江党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台湾义勇队撤离金华后，辗转进驻福建龙岩一带。1943年，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总队下设4个支队，人员增加到165人，工作层面遍及前方、后方、敌后、沦陷区(台湾)四大领域，到1945年离开龙岩时扩大到381人。

    李友邦在龙岩期间，成立了对敌巡回工作团，深入日寇占领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日语喊话队，宣传抗日，瓦解敌人。积极开办干部训练班，特别注重培养台湾军事干部，为收复台湾作准备。还设立台湾青年报社，出版《台湾青年》(周刊)，宣传抗日和收复台湾。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在龙岩三年，以龙岩城为基地，活动遍及城乡各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台湾义勇队从龙岩到了厦门。12月，李友邦带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从厦门回到台湾，少部分则留在了大陆。辗转回到岛内的台湾义勇队立即投入重建家乡的工作。1946年元旦，李友邦在台湾电台广播《新台湾建设的意义与前途》，指出台湾民众必须“永远与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1946年2月，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遭政府无端勒令解散。在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中，李友邦由于积极响应、参与两次国共合作，并在台湾“2·28”事件中支持台湾人民，以“匪谍叛乱”罪嫌于1951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被捕，并于翌年4月惨遭杀害，时年仅46岁。

    李友邦终身为台湾的光复而奋斗，但是却死于光复后的台湾，“李友邦应该死在沙场上的，但他却死在他一生最深爱的故乡”，令人痛心，令人惋惜。

    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历史证明了在近代中国史上，台湾同胞与祖国同胞曾经共同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奋斗，也证明了台湾同胞和祖国同胞一样共同承担着近代中国的悲剧。台湾义勇队的抗战事迹虽已过去60余年，但他们与祖国人民共同战斗的业绩则永远载入中国的抗战史册。今天，我们纪念台湾义勇队在金华的光荣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扇窗一面镜，让我们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