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

    “伟大的真理，常常是具体而平凡的现实”。

    这是先哲遗赐后人的珍果。从此使我想起：就是文化水准政治警觉都比较落后的台湾番人与中国山乡的猎者，也很知道如何按放虎箭，晓得猛虎的行径和适当的高位等等技巧，做到“一箭发射，见血封喉，”有效地凯猎战利品。在中国民间更普遍盛行着这样的民谚：

    “屠牛夫，两角间，脑盖三斧要当先。”“打狗要准鼻梁间，扑空侬要叫皇天！”

    可见，平常不懂得也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中国大多数农人妇孺和孩子们，却也怪内行的深切地了解：要给对方以致命伤，便应击中对方的要害之点。否则，就只有扑空，败北。

    中国自抗战以来，在各方面都已有长足的进步，这是世界周知的事实。我并不想惊喜于中国已有进步的素描和彰扬。同时，也不想重裣许多聪颖和敏锐的眼光已经看透的缺陷。我万分真诚热烈地祈求、切肤切骨地盼望的，只是这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过程，能够紧缩到顶顶短！

    那末，怎样才能缩到顶顶短呢？不用我说，早就经中国能人指示出来了。所谓决定这次战争中国迅速胜利的基本三条件：“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认为日本人民与韩台民族革命的客观条件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早已内在成熟着具备着，问题只待着外力的引燃了。

    事实是显然的，快快“引燃”不仅是韩台革命者应该快干的工作，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需协力去做的工作。为弄得更明白些，大家好更兴奋地一块儿走，我就先说一说“对敌工作”的必要性吧。

    （一）首先，我们从这次抗战的性质上看，谁都晓得，这一次的中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企求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弱小民族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反抗没落的反动的力量的斗争。

    这一斗争的外形上虽表现为两民族、国家间的对立作战，而实质上，今日中国的真正敌人决不是日本朝鲜台湾人的全体，而是日寇极少数统治者金融巨头和法西军阀们。掉个头说，日本台湾朝鲜广大人民今天的敌人，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日帝国主义少数统治者。

    在目标相同、利害一致的前提下，中日韩台的广大人民是仇敌？是朋友？是毋容解释的。中国在抗战过程中，尤其是在日本法西军阀们仍疯狂继续进攻的今天，为机动地争取广大的敌国与其殖民地内的战友，同时也为提高同胞的警觉与认识，更彻底深刻的了解：

    如果错误地去观察与把握客观的现实形势，竟观念的机械的谬认日本民族富有野蛮的好杀的民族性，侵略中国，勇敢好战是它们武士道的本色。如果竟莫须有地太无知的惊骇于“日本国民底忠君爱国与对外步调一致，力量集中”；如果近视地把这一次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搏斗，强烈的煽起民族仇恨；竟像黄炎培先生那样，由于看到日本军阀“确在企图鼓动他们的整个民族的气力，来消灭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和生命”，就论定“日本这次对我作战是古今中外任何地方没有的。这次的战争是整个民族和民族间的战争。”且痛责一般人：“根本上没有认识这次战争的性质。”

    那末，在主观上，如黄先生的呐喊，虽是启发和鼓励同胞们的民族意志，可是在客观上，也必然要引出一般人和弱小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与对敌工作的忽视的错误，甚至由于前述几种错误观察的发展，势必给予中日战争以极坏的影响：使一般落后的同胞们感到敌人力量的太可怕，在艰苦的长期的抗战进程中，一遇到暂时的打击，便会很迅速的把奋斗到底勇气消沉下去，动摇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而徘徊歧途。

    所以，我敢强调地说：与敌国及其殖民地内反战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而争取更广泛的反战的敌国人民大众，来支持中国的抗战，无论是客观的，或主观的，都足以增强中国自身的抗战力量。

    （二）其次，这一次中华民族在过去十六个月所作的伟大英勇的抗战，虽然已使日本法西军阀们陷于破灭的危机，全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势力及爱护和平的民主国家，都给予中国抗战以同情与援助，反法西斯前卫苏联为世界和平的防卫斗争如张鼓峰事件等等，更给打击者以严重的打击，正使日本法西军阀们感觉到非常恐慌。但我们韩台革命者不能忽视，正如祖国同胞们不应忽视同样，必须警惕注意到：日本法西强盗为着掩护自己的弱点和危机，企图顽强地达到它阴谋与垂涎已久的侵略目的，必然对他国内的民众及殖民地民族，横施高压和苛榨政策，强迫实施大规模的动员，以期最后挣扎。

    而在中国抗战的新局势显然已转入第四期的严重危迫关头了！客观现实形势，正求中国民族提供所有全部的，乃至于最微小的力量交给战争！要求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一切，乃至于最后的一点热血，也交给战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个地步，那末，战争的前途，将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自由，而是奴隶；将不是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是灭亡！

    此后，中国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怎样能缩短争取最后胜利的艰苦过程？就要看中国抗日统一团结的本身实力，和国际将给予中国的援助，是否能赶得上日寇继续侵略和民族危机继续加深的速度和程度而决定。

    事情是更其显明了，中国必需造成全线反攻，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一切必要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条件，才能粉碎日本法西军阀的毒辣阴谋，冲破敌人继续进攻西北西南的危险。

    我站在台湾民族革命的立场上，应该唤起祖国贤明人士，对已被认识的三个决定中使抗战最后胜利底基本条件之一的“争取韩台民族与日本人民革命的援助”问题作密切的注意，也是义不容辞的。所以在此我应更强调地说：

    中国此次对日抗战，要争取最后胜利，决不能偏重军事力量，更其重要关切的还是政治动员。所谓政治动员，除了对内动员，对国际作扩大宣传外，尤需抓住已经暴露了的日寇在战争中的政治的弱点，技巧地有效地从政治上反攻，以政治反攻工作的方法，瓦解在沦陷区的敌人，激发和觉醒日韩台和伪满的士兵，在战线上掉转枪头，起来反战。有计划地从物实精神两方援助韩台民族革命以及日本人民革命，进而加紧弱小民族反日本法西强盗斗争的联系，建立联合政治机构，使透过这个机构，把斗争力量集中在同一步调下前进，把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下的被压迫大众发动起来，作成广泛而且强有力的战线，与日本法西军阀作英勇的斗争。

    这就是弱小民族对法西帝国主义者作战的战略的主要部分，也可说是仅有的特点。

    一句话，从弱小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特点看，对敌工作的扩大建立，是可能帮助完成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任务的，这不是又一次证实对敌工作在目下是十分迫切与必要吗？

    （三）再就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东方弱小民族革命的伟大导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原则看，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山先生早就诏示“我们对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对外决议中，更明白规定：“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而曾经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国民参政会郑重决议与庄严宣言精诚拥护的抗战建国纲领又原则地订定：“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此外，次于国民党的在野政党的政纲，如抗日救国十六纲领中，却更具体地规定：“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农工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同样，就是台湾革命者，易地以处，也远在一九二四年前早就警觉到，且曾在平平创刊号指出台湾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则：“台湾之民族运动，不是台湾特有的。而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之一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之不可分割，正如世界和平之不可分割一样。……我们须这样：第一对内，应力谋全民族的极巩固的团结；第二对外，与中国朝鲜等地的被掠夺民族，日本的被压迫人民大众，以及劳农俄国结成国际的紧密联系，形成反帝国主义的大同盟战斗团体，做最革命的斗争。这样我们方才能达到民族的完全独立解放与自由！”

    诸如以上的民族革命原则，在没有把原则表现于具体事实，没有把它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基本政策实地执行以前，还是提纲挈领的抽象概括的具文，或者只是空洞的“政治号召”的口号，决不能发生着它可能发生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决不能“于最短期间”推动和促进敌国国内及其殖民地反战的人民和在前线反战的士兵，在中国抗战过程中再继续从事更大的努力，迅速展开更扩大英勇的反日斗争。

    而且，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正如革命先进何香凝先生所崇敬的那样：“总理的伟大，在于他能够真干实干，……在十几年前就很清楚看得出世界潮流的深远眼光……他有一定联合各国的坚定的政策，……他老早就坚定地认识到中国需要的是以平等待我的朋友……”

    我深深相信，何先生的崇敬语是身受中山先生的伟大特点而强烈感动的真诚表现！我敢断言：如中山先生健在，他那种“真干实干”的伟大精神和“深远眼光”，也一定能亲临到韩台民族与日本人民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实际领导的把握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则，进一步作为民族革命的基本政策，适当配合现在中国的抗战形势，实地扩大执行起来，把建立与扩大对敌工作作为联合韩台民族及日本人民大众共同反日的革命政策地具体内容，作为与韩台民族及日本人民大众联合战线的有效手段。

    所以，我又要再强调地说：

    作为与韩台民族及日本人民大众，建立弱小民族反日本法西军阀联合战线的有效手段之“对敌工作”，无论是依据中山先生的诏示，与中国国民党一贯的悠久根固的革命原则与政策，以及全国人民的期望与抗战客观形势的需要。无疑地，“对敌工作”都应该是联合韩台民族及日本人民大众共同反日的革命政策的具体内容。

    （四）复次，为给朝鲜台湾民族各个党派的合作与日本帝国主义内反法西斯反侵略的人民大众的团结，以精神的有力的启发与奋激：为宣扬中国民族对日抗战的国际意义，与建立东方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的基础，为促进中韩台民族间广泛的政治信任与革命的同盟关系，而先着手并扩大“对敌工作”，这正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互助”原则的实践，我们只要回忆“互助与自动，初无二致”的话，便再明白没有。

    那末，中国抗战一年又四月，敌国方面，从国内及韩台殖民地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都在祖国抗战中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我想英勇能干饱经血肉教训的祖国同胞们，决不会仅止于良心上的感谢，当能进而给予援助我者以有计划的援助，以“互助”而实地“自助”吧？如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这样讲：如果不热烈地有计划地给援助我者以强力的援助，以“互助”为手段达到实地“自助”的目的，也就等于不想“自力更生”！或者竟致机械地误用“自力更生”的原则！

    （五）最后，我以为这个课题的必要性，还可以作如是观：

    现在的战争，一方面可说是化学战争，同时也可说是间谍战争。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敌工作从狭义与消极方面说，至少可能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而更积极的意义，如借用中国旧兵书上述语解释，就是兵家至今尊为上策的“攻心为上”的攻心战术。如果粗俗些说：就是用“烂肚子”的法子，对付毒辣的敌人。今天中国继续英勇抗战的整个军事局势，显然越过“进攻的防御战”阶段，但对敌工作如能迅速普遍扩大建立起来，那末，马上可以转进用政治力量进攻敌人的新形势。所以在抗日的民族革命基本政策的执行上看，“对敌工作”不仅是实行政治反攻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人道的合理的手段；它不是“毒瓦斯”，却是“无毒瓦斯”！再浅显些打个比方吧，听说狗熊一碰到老虎，它就能迎奉近身，显媚搔痒，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技巧地啮劫席卷老虎的肚肠，达到茹肠吸血的目的。再小如刺猬，也能制猛兽于死命。这些原是天目山下中国农村青年朋友告诉我的故事，当时我只觉得很有兴趣，现在回忆起来，与“革命手段艺术化”的名言不但相联系，而且可作为实例的说明了。

    这里，我决不讲“对敌工作”丝毫不被我们所注意。相反的，我们当局对这一工作的切实的执行，在某些战区，已由北战场伪满军不断的反正，得到事实的说明了。最近从东战场前线回来的，以及各地干行政或政治工作的中国青年战友，也都很明白这工作的重要，并祈望能多多听到“对敌工作”方面的必要知识。

    但一般地看，自中国抗战爆发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反日分子与社团之间，对这个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可能发生决定作用的“对敌工作”问题的感觉和注意，毋容讳言的仍表现得异常的迟钝、冷漠和不够！甚至于可以说，根本的缺乏！这是必须即刻纠正的。

    总而言之，“对敌工作”必须迅速地成为广大群众的注意，成为上下军民一致加紧的普遍运动，成为飞机大炮之外的第二种有力的胜利和武器！我们希望中国同胞不要忘记这是东方民族解放的胜利的利器之一！

（《浙江潮》第34期1938年10月31日）